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必欲此心纯乎天理

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夫谓“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也之为累，而非克治洗荡之为患也。今曰“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只“养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潜伏于中，宜其有“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所“引犬”句：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也 将迎意必：将迎，送迎，意为有意安排，是以私心处事。语出《庄子·知北游》“无有所将，无有所迎”。意必，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主观臆断。必，绝对肯定。

你信中说：“养生最关键的就是清心寡欲。能做到清心寡欲，那么做圣人的功夫就算完成了。然而私欲少了那么心自然会清静。使心体清静并非是舍弃人事而隐居山林以此来求得清静。而是要使本心纯粹为天理，没有丝毫的私欲夹杂在其中。现在要想在这方面下功夫，就必须随时克制私欲，但如果病根不除，那么难免这边的克制了而那边又生出来。如果想在各种私欲萌芽之前就把它们清除干净，那么又不知道从何处用功，徒劳地只能使自己的心不清静，况且在私欲未萌芽时就到处搜寻它并清除它，就好比把狗带到屋子里再把它赶出去一样，更加不可以了。”

一定要使心体纯粹为天理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存在，这是成为圣人的功夫。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在私欲产生之前多加防范，并在私欲萌芽时克制它。在私欲产生前防范并克制它于萌芽状态，这正是《中庸》里的“戒慎恐惧”，《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功夫，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功夫。你说的“克制了这边的私欲而那边的又生出来了”“把狗带进屋子里再把它赶出去”的情况，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造成的恶果，而不是克制荡涤私欲本身的问题。现在你说“养生的关键是清心寡欲”，养生两个字就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病根。有这一病根潜伏在心中，就容易产生“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的弊端。

来书云：“佛氏于‘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者，于吾儒‘随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于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矣。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时耳，斯正孟子‘夜气’之说。但于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际思虑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时否乎？今澄欲求宁静，愈不宁静，欲念无生，则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显而与造物者游乎也？”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3，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枺，兔将复失之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4，人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所“不思善”一句：意为不有意趋善，也不有意避恶，在心态平和自然的状态下体认心的本体。语出《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也 与造物者游：意为与天理大道默契相合。语出《庄子·天下》。3 常惺惺：禅语，意为经常保持清醒状态。4断灭种性：佛家语，意为心灵处于死寂状态。语出玄奘《成唯识论》卷五。

你信中说：“佛家的主张在‘不思善不思恶时认识本来面目’，同我们儒家‘依据事物的具体情况不同去推究事物的格物’功夫不一样。我如果在不思善不思恶时下致知的功夫，那么就已经是在思善了。要想不思善恶而心中的良知处于清静自在的状态，只有睡觉刚醒时可以，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夜气’。但是这个光景不能持续太长久，只在瞬息之间，思虑就产生了。不知道用功时间长的人，是否经常像睡觉刚醒、思虑没有产生时那样呢？现在我想澄清私欲求得宁静，却越发宁静不下来，想使心中不生杂念，杂念却生得厉害。如何才能使心中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立显现并且与天理大道默契相合呢？”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识本来面目”，这是佛家为那些不曾认识本来面目的人而设的方便。本来面目就是我们圣学中所说的良知，现在既然认识了良知，那么也就不需要这样说了。“依据事物的具体情况去研究事理”，是致知的功夫，也就是佛教中的“经常保持清醒的状态”的禅语，也是经常存养他的本来面目。儒佛两家的功夫大致相似。但是佛家有个自私自利的心，所以便和儒家有所不同。现在想不思善恶而保持心中良知清静自在，这就是有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心，所以才会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就是已经涉于思善的弊病。孟子说“夜气”，也只是为那些失去良知的人指明了良知产生的地方，使他们从这里去存养培育良知。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了良知，经常用功致知，那么也就不需要说“夜气”了，不然就像得到兔子后不知道守住兔，而仍然去守住那个树桩，那么已经得到的兔也会重新跑掉，欲求宁静，欲念无生，这正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弊病，所以才会私念生得更厉害心里更加不宁静。良知只有一个，能自然分辨善恶，哪还有什么善恶可想？良知的本体原本就是宁静的，现在又添了一个求宁静；良知的本体原本就是生生不息的，现在却又添上一个不生私欲，不单单圣学的致知功夫不是这样的，即使是佛教的学问也不是这样刻意追求。只要一心在良知上，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就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现在你却想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这就是佛教所讲的断灭种性，即心灵处于死寂状态，人就会形同槁木、心如死灰。

来书云：“佛氏又有常提念头之说，其犹孟子所谓‘必有事’、夫子所谓‘致良知’之说乎？其即‘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于此念头提在之时，而事至物来，应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放下时多，则功夫间断耳。且念头放失，多因私欲客气者之动而始，忽然惊醒而后提，其放而未提之间，心之昏杂多不自觉，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于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虽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又为思善之事，而于本来面目又未达一间也。如之何则可？”

戒惧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岂有两事邪？此节所问，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末后却是自生迷惑，说得支离，及有“本来面目未达一间”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病。去此病，自无此疑矣。

所客气：宋儒把心作为人性的本体，把产生于血气的生理之性称为客气。

你信中说：“佛家又有常提念头的说法，就像孟子所说的‘必有事’，先生所说的‘致良知’吗？也就是‘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吗？在提到这个念头时，各种事物发生，一定会有恰当的方法解决。但恐怕这个念头提起的时候少，而放下的时候增多了，那样的话功夫就中断了。况且念头的丧失，多是因为私欲客气的产生所造成的，要突然惊醒后才重新提起来，在放下而又未提之间，人心昏暗杂乱常常不能自己察觉，现在想要使念头日益精纯明亮，常提不放，有什么方法吗？只这一个常提不放就是全部功夫吗？抑或是在常提不放的功夫之间，还应该增加反省克制的功夫吗？虽然做到了常提不放，而不增加戒惧克制的功夫，恐怕私欲也清除不了；如果增加戒惧克制的功夫，又成了思善的事情了，而同本来面目又不一致了。到底怎样做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