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唐都长安宫城、坊市及属县的专著二十卷北宋宋敏求（～）撰敏

记述唐都长安宫城、坊市及属县的专著。二十卷。北宋宋敏求（～）撰。敏求字次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官至史馆修撰，龙图阁直学士。曾补撰唐武宗李炎以下六朝实录，编集《唐大诏令集》，并预修《新唐书》。其都邑地志方面的撰述还有《河南志》二十卷，《东京记》三卷，均已亡佚。

唐开元时韦述的《两京新记》长安部分，是最早记述隋唐长安城坊的专著。《长安志》撰成于北宋熙宁（～）时，以《两京新记》为本而大事增益，除备述唐长安城坊及宫室、第宅、寺观外，还上溯周、秦，旁及京兆府所属万年、长安等二十四县，详记其沿革、山川、名胜、古迹。司马光曾说该书详于《两京新记》不啻十倍。《两京新记》至今仅存卷三残帙，因而该书就成为后世研究唐及唐以前长安地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研究唐史必备的参考书。元朝骆天骧曾用该书削繁分类，并增添金、元时事，成《类编长安志》十卷。清朝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其长安部分也完全承袭该书，而略有增补。

该书的宋朝刻本久已失传，传世的明朝成化、嘉靖两本均与元朝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合刻，脱误极多，朱雀街西第一街的第一、二坊竟整段缺失。清朝毕沅校刻本从成化本出，也未能有所补正。惟骆氏《类编长安志》尚存此两坊名，为“善和、通化”。徐松未见骆《志》，《唐两京城坊考》臆补为“光禄、殖业”，实误。

《贞观氏族志》

唐太宗时期序列氏族高低的官修谱牒。一百卷。隋唐之际，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于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菜，以及各地谙练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评定各姓等第，书中以山东士族崔民斡列入第一等。书成以进，唐太宗仍不满意，认为全国统一后不应再以崔、卢、王、谢为重，应当重唐朝冠冕，根据当朝官职的高下确定等第。高士廉等依照皇帝的旨意重修，贞观十二年（）成书，共收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在新修的《氏族志》中，崔民斡降为第三等。虽然《贞观氏族志》贬抑门阀士族，但在肯定氏族高卑、士庶有别的前提下，以当代官爵作为升降主要标准，改定氏族等第，实质上是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以唐朝功臣（包括传统的关陇门阀和新贵）为核心的新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这对于巩固新统一王朝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徵及李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姓氏录》

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时的官修谱牒。永徽六年（）高宗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后。武后逐步干预政事。当时曾经赞成废王立武的宠臣许敬宗，以太宗时所修的《贞观氏族志》没有叙明武后的本望，李义府也为其家未列入《贞观氏族志》而有所不满，二人遂建议修改《氏族志》。唐高宗诏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元道及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商议编录，于显庆四年（）改《氏族志》为《姓氏录》。高宗为该书亲自写序，并规定了类例。《姓氏录》共收录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分为九等，当时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收入，皇后四家被列入第一等。由于兵卒以军功升五品以上官者亦人书限，引起缙绅士大夫哗然，多耻被甄叙，并号该书为“勋格”。随后，李义府上奏高宗收回全国的《氏族志》加以焚毁。《姓氏录》贯彻“各以品位为等第”的原则比《氏族志》更加彻底，所收的姓和家亦大为减少，已将当朝无官职的旧士族全部排除在外，说明它对旧族的贬抑超过了《氏族志》。但与《氏族志》相同，《姓氏录》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很有限，婚姻崇尚门第的风气以后依然盛行。

《元和姓纂》

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十卷，今有十卷本、十八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