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社会异动势力所谓社会异动势力在汉初主要是豪强势力应当说在

打击社会异动势力。所谓社会异动势力在汉初主要是豪强势力。

应当说，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给予后世许多启发。第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第二，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统治者要善于总结历史教训，不断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方针政策，顺应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 “文景之治”被历代有为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

北击匈奴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借鉴。历史螺旋式的前进，往往导致惊人相似的一幕重演。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繁荣幸福，也有衰败悲伤，但大的趋势总是文明征服野蛮、人性战胜兽性的进化。中国一直处于蛮敌环视之中，甚至两度亡国。但中国人在逆境中决不放弃，历经百年坎坷仍能毅然崛起，恢复祖宗的光荣。华夏为惟一现存的文明古国，足见中国文化之深厚和中国民族精神之坚韧。中国的不灭精髓，即在于奉天理而行王道。汉征匈奴即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次有力表现。这种精神也在后来扫除倭患中得到再一次证明。

在秦统一中国的时候，塞北的胡人也开始联合起来，形成了相当的势力，不断骚扰边境，这就是匈奴的开端。当时甚至有“亡秦者胡”的流言。秦使蒙恬修长城，将文明中国与塞外胡人隔开。但诸侯反秦之后，匈奴又乘虚渡河南下。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大败东胡与月氏，征服北边各民族，占领燕代之地，雄踞北方，与中原为敌。楚汉中原逐鹿甫毕，大汉刚立之际，匈奴攻取马邑，又南取太原。公元前年，汉高祖刘邦领步兵万北征，兵未全到而被冒顿以骑兵万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日之久，后用陈平的计策，方得逃出。

此时汉朝甫立，诸侯未定，中央不稳，更无力与匈奴一战。秦虽统一中国，但仅存十五年，以致到汉初，商周以来的诸侯意识仍然很严重。异姓王（如韩信）和刘氏诸侯都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反叛中央之事时有发生。且以战斗力而论，汉朝不敌匈奴。在古代的战场，战马简直相当于近代的坦克，而汉初马匹奇缺，甚至于天子的御马中也找不出四匹同色的，而将相们只能乘牛车。主要原因是中原不适宜于养马，养出来也大多不能作战马。而匈奴是游牧民族，马匹众多，牛羊成群，其民从小学习骑射，战时全民皆兵，倾巢而出有数十万之多。汉军光靠步兵是无法与匈奴交战，雪平城之耻的。

汉朝嫁公主给单于，每年又赠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物，约为兄弟，试图柔服匈奴，但匈奴更为骄悍。大凡开化较晚的民族，必奉强权为尊，唯利益是图，谁拳头厉害服谁，服打不服理，强的占便宜，弱小的自认倒霉。匈奴的习俗，重少壮而轻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虽不如日本人把老父老母背到山中饿死一般残忍，但在汉人看来也是野蛮之至。匈奴人无文字，靠口头约束。战时掳掠的俘虏作为奴婢，抢得财物尽归己有，作战时士兵颇为勇猛。匈奴经济落后于中土，又把汉的和亲政策看成软弱的表现，所以仍时常在边境抢掠。

汉目光远大，战略深远，积匈奴年之辱，而不贸然轻动，正可谓九世报仇，亦未为晚。相比之下，后世之南宋，根基未固便兴兵北伐，结果招致重挫而一蹶不振。汉立年后，中央稳固，中国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年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匈奴反戈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刘彻即位，一场对匈奴暴风骤雨、雷霆万钧的打击即将揭开序幕。

元朔二年（前），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密云），“杀略吏民千余人”。车骑将军卫青等领汉军数万骑从云中出击，斩俘匈奴数千，获牛羊百万头，收复河套地带，修复秦时蒙恬边塞。汉乃设朔方、五原等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稍后匈奴单于以数万骑攻入代郡（河北省），杀太守并虏掠数千人，其右贤王也攻入朔方郡，杀略吏民。